两名银行劫匪Jan Erik Olsson和Clark Olofsson在打劫斯德哥尔摩的其中一间银行失败后，被困在银行内和警方僵持多达六天之久，其间挟持四名银行职员作为人质。问题就在当高处的狙击手已经做好危机准备，警方准备突入营救人质的时候，人质居然掩护起劫匪。到了第六天，劫匪投降，本来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但是人质心理上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其中一名人质，Christine爱上了劫匪而且还在奥卢森出狱后和他结婚。四名人质不但不对劫匪感到憎恨，同时还对劫匪在六天内的照顾表达感激。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又成为人质情意结，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感情，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情感上回依赖他人且容易受感动的人，若遇到类似的状況，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最近杨伟光寻求特赦事件就反映出类似的情况，社会对一个毒贩居然产生怜悯的情感，为杨伟光说话的文章要多煽情就有多煽情，同时也不忘报道他学习佛理真心觉悟。大家都从杨伟光的家庭背景，被贩毒集团欺骗，和新加坡内阁部长的失言去看待这件事情。新加坡法律部长山姆甘确实对特赦做出了类似总结的发言，但是不代表整个内阁就会根据他的发言下决定而给于总统相对的建议，所以，杨寻求特赦的权力还是在的，他依然可以寻求特赦，但是不是100%包成功的。如果认为法律部长山姆没有发表争议性的言论就有特赦的希望，那只不过是美丽但摸不到的彩虹，就算部长没在媒体面前说他也可以在内阁会议说同样的话，结果还是一样。
其实杨的新闻出现后的往后几天一直到现在都有不同的贩毒新闻出现，前几天蔡医生才揭露有妇女被诱骗运毒，同样被骗，但是她们的名字没有被报导，我们一个也记不起来。如果每个个案都可以被说成是社会造成的错误或者教育系统出了问题，然后就要求特赦，那么法律不是蕩然无存了吗？
一个国家如果要有秩序，那么首先就必须要回归司法，只要司法公正执行得严厉那么就能保障社会的秩序与安宁，那么连带着经济的发展，生活上的提升。新加坡之所以有今天靠的就是法律执行上的精确，严谨和严格。如果你在新加坡被警察抓到乱丢垃圾，那么你可以告诉他“对不起警察先生，我在马来西亚长大，这些乱丢垃圾的行为我是习惯了，是教育系统的错，是社会的错”而他又接收你的理由而放你走的话，那么今天的新加坡会被誉为最清洁的城市吗？接着你再说你要上诉而他告诉你就算上诉你还是会被罚款或做劳改，那么你可以说他剥夺你上诉的权力？
一个案件可以成为另外一个类似案件的CASE LAW，在这方面影响是很大的，接下来如果有类似年轻人贩毒被抓到就能引用杨伟光贩毒的案例来申诉接着就引起更大的蝴蝶效应。毒贩年龄就会开始下滑，你会看到越来越多被抓到的毒贩都是介于18-20岁的青年，年轻人贩毒那么可能就会影响身边的年轻人，届时吸毒者的年龄也会开始下滑，18或19岁就开始接触毒品的案件会攀高。第一个案件放了，后面的案件执行死刑的概率就下降，因为已经开始普及化了人人都说年轻人犯错是社会的错，是教育系统的错。这就好比说斯德哥尔摩劫匪打劫银行是银行职员的错，非常荒谬。毒品买卖是个利润非常高的犯罪活动，非常难以制止，如果杨伟光今天利用社会的悲情来寻求特赦成功，那么毒贩集团会帮你来个杨伟光二号，三号，四号。
马来西亚近这几年，很多无辜的人无故死去，包括之前的阿米卢拉昔，赵明福，阿丹度亚等悲情人物，搞到社会情绪非常的沉重，我们大家都慢慢对生命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它的价值我们又衡量了多一点，我们不想再看到有更多的人死去。但是在我们表示大爱的时候，不妨想想每个举动对社会带来的冲击。这篇文章在我脑海里已经有两个星期了，我一直不敢写出来，因为我觉得这样写好像很残忍，但是我思考了两个星期后我也打算面对自己把它写出来。如果我可以思前想后一直在心里拉扯，我相信新加坡下判的法官应该也是经过客观的思考和考虑到事件为社会带来什么样的讯息而谨慎的下了这个判决。
如果你说你不知道贩毒的刑法原来是死刑，那么其实你早就知道贩毒其实就是在犯罪，不是吗？其实这个禁区的锁链你本来就不应该碰。社会要清醒过来，对毒品永不妥协。
